古之善用天下者,必量天下之权,而揣诸侯之情。量权不审,不少强弱轻重之称;揣情不审,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。何谓量权?曰:“度于大小,谋于众寡。称货财有无,料人民多少、饶乏,有余不足几何?辨地形之险易孰利、孰害?谋虑孰长、孰短?揆群臣之亲疏,孰贤、孰不肖?与宾客之智慧孰少、孰多?观天时之祸福,孰吉、孰凶?诸候之亲孰用、孰不用?百姓之心去就变化,孰安、孰危?孰好、孰憎?反侧孰辨?能知此者,是谓量权。”
揣情者,必以其甚喜之时,往而极其欲也,其有欲也,不能隐其情;必以其甚惧之时,往而极其恶也,具有恶也,不能隐其情:情欲必知其变。感动而不知其变者,乃且错其人勿与语,而更问所亲,知其所安。夫情变于内者,形见于外;故常必以其见者,而知其隐者;此所谓测深揣情。
故计国事者,则当审量权;说人主,则当审揣情;谋虑情欲必出于此。乃可贵、乃可贱、乃可重、乃可轻、乃可利、乃可害、乃可成、乃可败,其数一也。故虽有先王之道、圣智之谋,非揣情,隐匿无所索之。此谋之本也,而说之法也。常有事于人,人莫能先。先事而至,此最难为。故曰“揣情最难守司”。言必时其谋虑,故观蜎飞蠕动,无不有利害,可以生事变。生事者,几之势也。此揣情饰言成文章,而后论之。
古时候,善于治理天下的人,必然会审慎地把握国家的发展趋势,揣度各诸侯国的具体情形。如果不能周密切实地审时度势,权衡利害,就不会知道诸侯国的强弱情况。如果不能周密地揣度形势,便不知道个中隐蔽的情况的发展变化。什么叫权衡得失呢?就是能准确揣测(对方)大与小,明察多与少,衡量财货有与无,预测百姓众与寡,丰足与贫乏,不足与有余各有多少?(在战争中)分辨山川地貌的险要与平易,哪处与己有利,哪处与己有害,(研 究计策时),哪个是长策,哪个是权宜之计。在君臣亲疏关系中,要知道哪些人贤德,哪些人不正派;在谋士与宾客中,哪个足智多谋,哪个是平庸之才。考察命运的福祸时,什么是吉利的,什么是凶险的;与诸侯交谊中,谁是可以效力的,谁是不能效力的;在判断老百姓的心理趋向时,哪种是平安的,哪种是具有危险的,什么是老百姓喜好的,什么是老百姓厌恶的;不顺从者,哪些要审察,哪些可相契。以此明察百姓心理变化的趋势。在准确地把握上述事态发展变化之后,才能称为审时度势,权衡利弊得失。
揣摩人情,游说人主的谋士,应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游说,要使其愿望极度膨胀。只要对方有欲望,他就不愿隐瞒事物的真实情况。而在对方怀疑,戒惧时去游说他,则要使其对所厌恶的事情恨至极点。倘若对方有所厌恶的事,此时也不会隐瞒其真实情况。(因为)对方在有欲求的时候,常会反映在他们外在神态变化之中。如果对方有所感动,却不显露在外部神态中,可先不要着急,不要与他直面地讨论,可与他说一些另外他能熟悉的东西,说一些使他感到亲近的事情,就可以知道他安身立命不露神色的依据。一般地说来,心中的欲求,能形之于外部神态,因此,不时地察颜观色,就能知道人的心灵深处的欲求。这就是所谓“测深揣情”。
因而,决策国家大事的人,就要权衡利弊得失;同理,游说人主的谋士,就要会揣摩其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策划、谋略、探察人的欲求,均同此理。揣情之术,可以使人富贵,也可以使人贫贱;可以使人有重权,也可以使人微不足道;可以使人受益,也可使人受害;可以使人成功,也可以使人失败;这些都是揣情之术产生的后果。所以,即使有贤明君王的大德,有上智之人的聪慧,若无忖度时势,探人心理的揣情之术,面对着隐藏了真实情况的事实,也依然不能识破它。由此可知,揣情之术是策划事物的基本条件,游说人主的基本法则。事情发生在人们面前,往往人们难以事先预料。(事先预料)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。所以说揣情之术是最难以把握运用的。揣情之时,必须根据不同时势、情态作出判断。在现实中,连昆虫的飞行与蠕动,都是按照自身的生理规律存在,应变于环境。世上万物都是利害共生,而且全在变化之中。事情一开始,都会产生一种微小的态势。揣情者,就要用合情合理的言词装饰成文章,而后再与对方论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