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趋合倍反,计有适合。化转环属,各有形势,反覆相求,因事为制 。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,立身、御世、施教、扬声、明名也;必因事 物之会,观天时之宜,因知所多所少,以此先知之,与之转化。
世无常贵,事无常师;圣人无常与,无不与;无所听,无不听;成于 事而合于计谋,与之为主。合于彼而离于此,计谋不两忠,必有反忤 ;反于是,忤于彼;忤于此,反于彼,其术也。用之于天下,必量天 下而与之;用之于国,必量国而与之;用之于家,必量家而与之;用 之于身,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;大小进退,其用一也。必先谋虑计定 ,而后行之以忤合之术。
古之善背向者,乃协四海,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,然后求合。故 伊尹五就汤,五就桀,而不能所明,然后合于汤。吕尚三就文王,三 入殷,而不能有所明,然后合于文王,此知天命之箝,故归之不疑也 。
非至圣达奥,不能御世;非劳心苦思,不能原事;不悉心见情,不能 成名;材质不惠,不能用兵;忠实无实,不能知人;故忤合之道,己 必自度材能知睿,量长短远近孰不知,乃可以进,乃可以退,乃可以 纵,乃可以横。
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劝,都会有相应的计策。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。然而,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。彼此之间环转反复,互相依赖,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。所以圣人生活在天地间,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,扩大影响,宣扬名声。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,以便抓有利时机。国家哪些方面有余,哪些方面不足,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,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。
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,也没有一定的法则。圣人常做的是无所不能做,常听的是无所不能听。要想做的事情成功,就要使计谋切合实际,一般来说,施行计谋难以同时兼顾,合乎那一方的利益,就要背叛另一方的利益。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物,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。合乎这一方的意愿,就要违背另一方的意愿;违背另一方的意愿,才可能合乎这一方的意愿。这就是“忤合”之术。如果把这种“忤合”之术运用到天下,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;如果把这种“忤合”之术用到某个国家,就必然要把整个国家放在忤合之中;如果把这种“忤合”之术运用到某个家庭,就必然要把整个家庭都放在忤合之中;如果把这种“忤合”之术用到某一个人,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。总之,无论把这种“忤合”之术用在大的范围,还是用在小的范围,其功用是相同的。因此,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、分析,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“忤合”之术。
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、趋向一主而横行天下的人。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,掌控诸侯,驱之于忤合之地,因循形势而设法化转,然后使之改变方向,与贤君明主相契合。过去伊尹五次投靠商汤,五次投靠夏桀,不能昭明其志,最终受用于汤。姜尚三次投奔周文王,三次投奔殷纣是懂得天命的制约。他们运用“忤合”认清了天命所在,所以归附明主而不再怀疑。
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,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,超人的智慧,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,就不可能驾驭天下;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,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;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,就不可能功成名就;如果才能、胆量都不足,就不能统兵作战;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,就不可能有察人之明。所以,“忤合”的规律是: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,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,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。只有在这样知己知彼以后,才能随心所欲,可以前进,可以后退;可以合纵,可以连横。